《掩饰》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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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最好的归宿,大概是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遇上读者的一句相见恨晚。

读《掩饰》,就像在照一面镜子。一位日裔美籍男同性恋法学教授娓娓道来的生命故事里,竟也鲜活地跳跃着我们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掩饰”,书中的第一句话就如此残酷而真实,却又饱含原谅和宽慰。只消这一句,就足以催促我把它译成中文,让更多人与作者一起孤独、感动、批判、沉思。

吉野贤治是美国法学界的一颗新星,其《掩饰》采用了独特的自传与法理相结合的文体。对文学的热爱,使得他在叙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时颇有散文诗的韵味,尤其是出柜一段,对父母反应的细节描写,对空气中紧张气息的捕捉,让读者(尤其是有过类似出柜经历的读者)身临其境。令人惊喜的是,回忆录的细腻情感竟可以与法学家的滔滔雄辩默契而流畅地穿插在同一本书中。对于非法学专业出身的读者,《掩饰》里所讲述的美国法院经典判例也颇具可读性。作者轻松地驾驭着不同语言风格,旁征博引,知识储备和语言功力可见一斑,这大概如他书中所说,是早年那些落单的周六夜带来的奖励吧。

或许中国读者对书中的美国名人不太熟悉,但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身边有关矫正、冒充或掩饰的例子:北漂一族努力让自己的口音更像京片儿;离异家庭的孩子在谈婚论嫁时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单亲背景;公务员和教师要藏好自己的纹身;生完孩子的职场女性要表现得果断干练;乙肝携带者要对病情守口如瓶;大陆的没有一个公开的同性恋明星……在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事情之间,吉野贤治发现了一条隐形的连线——“同化”。当你下次听到不同群体的生命故事时,这条线索或许会让你变得更加柔软、更富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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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贤治把较多笔墨用在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上,用亲身经历讲述了美国社会同化边缘人权的三种方式:矫正、冒充和掩饰。尽管掩饰是当前主要的同化方式,但它并没有完全取代矫正和冒充,它们的界限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微妙地共存在美国社会,也接着当今中国的地气。

例如,尽管早在2001年,《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就已不再将同性恋单独列为精神病条目之一,但至今依然有心理医生、精神病医师、江湖郎中公然宣称自己可以“治愈”同性恋,其方式也五花八门:催眠、电击、药物、甚至还有“迁祖坟”的荒诞疗法。2014年,同性恋者小振将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称:“因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心语中心承诺可以进行治疗属虚假宣传。”这一案件的胜诉,成为中国同性恋者主动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平等权益的里程碑。遗憾的是,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该案中法院对同性恋不是病的判断并不能阻止其他医疗机构继续进行治疗。

把同性恋“矫正”成异性恋,或者至少让他们“装成”异性恋,不要耽溺于“不良”嗜好,最好“正常”地结婚生子,这一观念在中国主流社会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强制让同性恋矫正、冒充和掩饰,看似让他们回归了家庭,却可能使同性恋者和他们的异性恋配偶在婚姻中都备受煎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开始发声,谴责“骗婚”的同志。同妻在婚姻中的痛苦无可否认,但《掩饰》却提醒我们反思,首先是什么样的社会同化机制把同性恋者逼进婚姻里——要知道,同性恋者从来没有机会不冒充、不掩饰、名正言顺地跟自己喜爱的人去过有法律保障的生活,而异性恋者不仅“理所当然”地拥有结婚的权利,还在主流性道德里占据着上风。

值得一提的是,同妻们也是同化的对象——这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尽管作为异性恋者,她们占据主流位置,但她们依然难以避免强制掩饰的要求——你必须做一名“合格”的异性恋女性,才能留在社会中心。换言之,同妻只有在成功扮演了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勤俭持家、温婉贤淑、守身如玉之后,才有资格谴责同性恋丈夫的“背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勇敢突破束缚、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与性的同妻,而只能在媒体上看到悲惨的同妻故事,千篇一律地讲述着性向不合的婚姻如何剥夺了好女人的毕生幸福。毕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情欲自主”仍然不被主流道德接纳,是一件就算可以做,也最好不要张扬的事情。可见,掩饰背后的性污名既捆绑着同志,也束缚着同妻。

在吉野贤治眼里,矫正、冒充、掩饰都是主流社会同化少数群体的方式。然而在当下中国的同性恋群体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更加耐人寻味的复杂权力关系。冒充和掩饰不只是同性恋者被动承受的“压迫”,也可以是主动使用的抵抗策略——形婚(形式婚姻)就是一个例子。形婚是指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为了化解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催婚压力,经过协商和互助,举办婚礼,领取结婚证,甚至生养孩子,“装作”异性恋者,在亲友和同事面前蒙混过关。他们看似是在冒充或掩饰自己的性倾向,但通过创造性地扮演“假我”,也为自己的同性情欲觅得了不少空间。

当然,不是所有恰好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行为都一定是掩饰,是“假我”,是妥协;不是只有离经叛道的人才在做自己。对于那些渴望成功和富裕、期待婚姻家庭的同志,对于那些想要表现得更有素质的底层劳动者,以及那些想要当贤妻良母的女性,我们不能简单指责他们一定是在掩饰,毕竟,没有人能替别人决定什么才是他们心中的真实。

热衷于更具批判性的酷儿理论的读者,可能往往不屑使用“真我”这样本质主义的词汇。比起寻找一个不变的真我,酷儿们更强调性与性别的建构、流动和表演性。吉野贤治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耳濡目染的日本文化的中庸和圆融——他对“真实”的呼唤,避开了“天生同性恋”的保守逻辑,也无意为“真实”制定一个全民适用的标准;但同时,他也没有陷入“真实并不存在”的虚无主义。的确,就算真实不是天生的、永恒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每个身心被触动的瞬间,某些感受的确比另一些更让人热血沸腾,某些选择的确比另一些更值得坚守。

在阅读并翻译这本书的几年间,我也体察并悦纳着自己变化不居的“真实”。真实之于性向流动的我,注定不是唯一的。相信许多双性恋和泛性恋读者有类似感受——他们常常被问:“说真的,你到底更爱男人还是女人?”这其实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每一次心动都是珍贵的,性别无关紧要。还有什么比顺从此时此地内心感受带来的独特体验更加真实呢?

然而,在只有男和女、异性恋和同性恋、正常和不正常的二元世界里,双性恋面临着多重的同化要求——跟异性相处要藏好同性情欲,毕竟被人想当然地误认为是异性恋也有很多便利;而跟同性交往时则需要淡化自己对异性的好感,以免被贴上“花心”“不负责任”“感情骗子”的标签。遗憾的是,不少同性恋者身为被主流性道德排挤的人,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掩饰的要求转移到更加被污名化的群体身上。双性恋是一个例子,对虐恋、老少恋、多偶关系等边缘情欲的打压就更是如此。

可以想象有人会不屑一顾:“谁没点秘密,为什么我就能忍着不说,你们就不能低调一点呢?多大点事啊?”吉野贤治的反问一阵见血:“对,多大点事啊,那为什么主流社会非要我们隐藏或改变呢?这个要求背后是正当理由还是偏见?”也有人担心,如果每个群体都站出来,那么需要反思的法律、政策和公共道德太多,会加重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吉野贤治犀利地指出,这个逻辑的可笑之处在于,“担心太多理性对话”,无异于“担心有太多公平”。


邂逅《掩饰》这本书,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郭晓飞老师的推荐,感谢郭老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崔乐老师、西北政法大学褚宸舸老师、同语负责人闲和好友廖爱晚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宝贵建议和热心支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及朱玉霞老师对同性恋、种族和女权议题的重视,和对此书的赏识。

尽管前路漫漫,我依然期待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理性对话,为少数群体,为每个人,都创造更多自由舒展的空间。毕竟,没有人时刻都活在宇宙中心,我们总有不符合社会期待、需要无奈掩饰的时刻。脆弱从来都不只是少数群体的特质,脆弱属于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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